快递袋厂家
免费服务热线

Free service

hotline

010-00000000
快递袋厂家
热门搜索:
行业资讯
当前位置:首页 > 行业资讯

努尔哈赤为何能做到唐太宗都做不到的事情-【xinwen】

发布时间:2021-10-12 11:47:59 阅读: 来源:快递袋厂家

努尔哈赤与唐太宗 资料图 本文摘自《中国的世界秩序》 费正清编著 本文作者:戴维?M.法夸尔 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外族人常常发现,用任何直接方式统治蒙古人都是极其困难的。在清王朝之前,没有一个民族做到这一点,如果有例外的话,突厥和契丹等北方其他游牧民族在成吉思汗之前也许做到过,那时蒙古人数量极少,无足轻重。满族在这方面获得了成功,清王朝对蒙古人的态度的前后变化即为明证:起初蒙古人问题是一个外部问题,但到1911年,蒙古人问题已成为内部问题,虽然是一个特殊问题。要解释这种成功,我们有必要考察满族国家的创始人努尔哈赤(1559―1626年)和阿巴亥(逝于1643年)时代的政治理念和制度――清王朝蒙古政策的许多先例都形成于1644年满族入主中原前的数十年间。 1619年,努尔哈赤对明王朝感到极为愤怒:汉人一直干涉满洲部落的事务,并成功地诱使叶赫部落离他而去。他向天地发誓要攻袭中国,重新夺回叶赫部落。但是,实施这样大的一项行动,他需要有人帮忙。他求得了西南方一个蒙古人联盟(名叫喀尔喀五部)的王公们的支持。他有充分的理由做这样的选择。喀尔喀五部既富裕又有实力,努尔哈赤自1594年以来就一直与他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那年蒙古王公中的罗卜桑诺颜开始定期向他派遣使者;他送女孩子给他们,也娶他们送来的女孩子作妻妾――这是内亚必不可少的外交手段。1605年,喀尔喀五部的另外一位王公――巴尤特部落的达尔汉?巴图鲁诺颜派他的儿子恩格德尔台吉前来向努尔哈赤叩首请安,并献上良马20匹。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努尔哈赤把自己的皇帝(满族称“汗”,蒙古族称“可汗”或“汗”)称号归功于喀尔喀五部;1607年,恩格德尔台吉亲率由联盟的几位王公所派代表组成的一批使者向努尔哈赤进献牲畜和骆驼,向他叩首,称他为“昆都仑可汗”(“尊敬的皇帝”,满语为“昆都仑汗”)。在此之前,他在满文文献中只是一个淑勒贝勒(智慧王)。从1616年开始,他起用了新称号:淑勒昆都仑汗。 喀尔喀五部的这些行动应被视为外交行动,而非政治上的臣服行动;努尔哈赤仍然需要劝说他们与他共同发起一场针对中国的军事行动。他在致喀尔喀五部的信中如是说:“明国、朝鲜,语言虽异,然发式、衣饰皆同,此二国算为一国也!蒙古与我两国,其语言亦各异,而衣饰风习尽同一国也!”这个论点及其对文化异同点的强调,具有鲜明的东亚特征,它对于明朝的汉人和异族的蒙古人及满族人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但是,它也包含着仅在内亚才有的一些特点,我们可以把它们作为讨论满族早期政治理念的起点。 第一,中国、朝鲜、蒙古和满洲都是gurun(“固伦”,意为“国家”,中国人称为“国”)。这意味着除财富、面积和风俗习惯不同外,它们都是平等的,这一点在早期的满文档案中随处可见。对这些国家的称呼从来没有差异:蒙古(此时它只是在种族和政治理想的层面存在着)一直被称为蒙古固伦(蒙古国)。中国被称为尼堪固伦(中国)、大明固伦(大明国),或阿穆巴固伦(大国)――这个称呼指的是面积,或者作为尊称,在致明朝皇帝的信中指“贵国”。满洲被称为女真固伦(女真国)、满洲固伦(满洲国)、爱新固伦(金国,从其祖先金代女真人而名之),或者诸申固伦(女真语,指国家)。中国人的“天下”观有时被早期的满族人以“天下”(abkaifejile)的名义加以利用,但其含意与中国人所指的由中国皇帝统治的天下帝国大不相同。1619年努尔哈赤在致朝鲜国王函中谓:“普天之下,何国不有?岂大国独存之,而小国尽亡耶?”此函及其他文献清楚地表明,只有天是天下各国的唯一统治者。 固伦――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家”――的语意无疑包含了“国家”的所有内涵。它可以单指一个国家的人民或领土;它也可以指王朝。固伦还可以指一个固伦的附属部分,因此,在早期的编年史《满洲实录》中,哈达部、叶赫部和其他部落皆被称为固伦,无论它们是否已被努尔哈赤征服。后来,当努尔哈赤对它们的控制日益严密时,有时也用其他名词称呼它们:aiman(部落)、tatan(部落之领土)或golo(省)。这些名词也以同样的方式用之于蒙古人。 如果各国在名称上无法互相区分,那么统治者又如何呢?我们在这个方面又看到了平等的做法,仅是在合法性方面做了一些考虑。中国皇帝被称为尼堪汗,或者具体称为万历汗(万历皇帝)、秦二世汗(秦代的二世皇帝),等等。朝鲜国王被称为Solhohan(朝鲜皇帝),虽然我们发现在阿巴亥时期(1627―1643年)致朝鲜的最高统治者的函中曾用过Solhoguruniwang(朝鲜国王)的称呼,这也许是因为朝鲜国王自称为“王”。蒙古的情况更复杂一些:由于当时蒙古没有一个被所有蒙古人承认的最高统治者,所以满族人在实践当中把自称为可 汗的所有蒙古统治者都称为“汗”。其他蒙古统治者被称为贝勒(王公,蒙古语为诺颜),实际上,在蒙古人尊他为帝之前,努尔哈赤就自称为贝勒。 在最初的满文档案中曾有一些描述理想的皇帝和王公的段落。我们在此又发现han(“汗”,即皇帝)之称呼,但更常见的是一个具体的词语:hanniyalma(皇帝本人)。在致中国人(明朝)的一封极尽自我吹嘘之能事的信中,努尔哈赤说:“自汗、贝勒乃至刍荛之丁、运水之妇,祸非外来,皆由自致也。”一直到顺治和康熙朝,满文档案中才开始使用huwangdi(源自中文之皇帝)或abahaijui(天子)来称呼中国的满族皇帝。 如果我们承认上面描述的早期满族人对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观念与明王朝的观念不同,或者说,落后的满族人是在更先进的文化影响下形成这些观念的,那么它们来自何方呢?居住在附近且使用类似政治词汇的只有蒙古人。蒙语ulus与满语gurun的含义和用法完全相同,而且在13世纪就已面世。与gurun一样,ulus可以指人民,不过,蒙语中有一个更精确的词:irgen,它有时与ulus合起来组成一个词组:ulus-irgen。满族人借用了这个有用的词(irgen),组成了一个意思相似的词:gurun-irgen,它是半意译半直译的一个词。 蒙语可汗或汗(皇帝)的使用也与满族的汗类似。在元代,蒙古人常常把中国皇帝译为汗。它既被用于称呼蒙古帝国的皇帝(yekeMong olulus),又被用于称呼帝国分裂后的大块封地(也称为ulus)上的首领。它被平等地用于称呼蒙古帝王和外国帝王。由于成吉思汗及其子孙后代完成了举世瞩目的征服大业,所以,蒙古人自然而然地形成了普天君王的观念,有专有名词称呼之:g rqan(普天皇帝),或dalai-yinqa an(大海一样大的皇帝)。在16世纪,随着佛教知识在蒙古人中的传播和普及,印度人的佛教法王观念,即转轮圣王的观念为人们所熟悉,转轮圣王或其别名都被用于称呼蒙古帝王,使用得最多的是与努尔哈赤、阿巴亥及林丹汗(1592―1634年)同一时代的那些首领。1616年之前,满族人似乎很少如此自负自大(虽然努尔哈赤肯定很熟悉中国的普天君王观),但在1616年,努尔哈赤自封为“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由此拥有了多民族统治者的头衔。 相关阅读:

满族人关于王权的一个观念显然与中国人相同,即他们的统治权乃上天所授(汉语为天命,满语为abkaifulingga)。此处再次表明,直接的来源似乎不是中国,而是蒙古,因为自13世纪以来成吉思汗最常用的别称之一是tengri-yinjaya atu(天命)。满族人以基本上相似的方式采用了这些别称――用于称呼他们的统治者,特别是努尔哈赤。 在蒙古人中,任何以世袭权利统治其领地和人民但不是可汗的人,都被称为诺颜(noyan,复数为noyad),意为“王公、贵族”。自成吉思汗到15世纪,诺颜一直指官员或军官,也指被委任的职位或赐予的地位,但在蒙古的贵族化潮流中,noyad逐渐演变成了世袭统治阶级。满族的beile(贝勒)头衔不仅准确地直译了noyan的后面几个含义(贵族、王公、部落统治者),而且有相同的演化:一直到明朝末年,贝勒也指官员。 满族早期关于“国家性质”的明确表述包含于词汇doro?ajin(管理和法律)中。除(正确的)治理、管理等词意之外,doro也指途径、正确的道路(此意被用于翻译中国的“道”)和礼仪、仪式(此意被用于翻译中国的“礼”――“正确的行为规则,礼俗”)。?ajin(法律)似乎指的是上天制订的律条,高山仰止,永恒不变,继而又指宗教法,如fucihi?ajin(佛教法)。如果统治者违背它,或者允许臣民违背它,将使上天恨他,www.lishixinzhi.com或认为他“失德”(wakalambi),上天甚至有可能颠倒宇宙的秩序。推而广之,皇帝确立的所有根本原则也被称为?ajin(法律)。 Doro?ajin这个词汇是直接借用了蒙语中的t?r??asin或t?r??ajin(世俗管理和宗教法),它是15世纪和16世纪蒙古书写者普遍使用的一个著名的国家双重法则(qoyaryosun或qoyarasa)。这个概念也许早在13世纪忽必烈时代就已为蒙古人所熟悉,它可能来源于西藏: 它认为国家(实为世界)分为世俗和宗教两界;“喇嘛是神圣宗教(?ajin)和教主的根本,而皇帝是伟大的(世俗)政府(t?r?)的最高统治者和(世俗)世界最强有力的人。”甚至在元代,t?r?(与满语之doro一样)就被用于翻译汉人之“道”和“礼”。至少从14世纪开始,?ajin(法律)就被蒙古人用于指称佛教了。虽然佛教在努尔哈赤时代已为满族人所熟知――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努尔哈赤本人信仰佛教,但佛教在满族人中的影响没有在蒙古人中那样大。因此,满语词汇?ajin不具有蒙语中固有的那种强烈的佛教色彩。它指的似乎是天律(或者天地律,abkana),而天律是满洲萨满教的核心内容。 为满族人早期的政治观念寻找蒙古之根源,并不意味着忽视其中国理念之根源。上述事例中包含的观念,即治理是一种发挥善行的功能和普及正确行为的规范,其最初的来源就是中国。但是,中国的这些理念似乎主要是通过蒙古的“过滤器”传给满族人的。这些理念看上去是中国的,但经过了蒙古人300年的改造和重塑。的确,这些最初源于中国的理念(如天地的作用,皇帝是宇宙的一分子,等等)的古老色彩,表明它们是中国古代文化对内亚产生影响后留下的遗存,在成吉思汗出生之前,其影响持久且广泛。 我们有理由预期,满族人从蒙古文化中借用了许多词汇来强调关于国家和统治者的这些崇高观念。事实上,我们在《满文老档》等早期满文档案和文献的每一页上都能看到这些东西。努尔哈赤把蒙古的头衔授予他的王公大臣;蒙古的法律和税收词汇被普遍使用。蒙古文字(本身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输出载体)可能是这些新词汇和观念的最大来源,因为在努尔哈赤于1599年发布著名的命令以蒙文为基础创造满文之前,蒙文一直是满族人的书写语言。(女真文字似乎早已失传,至少自1444年以来,蒙文一直是多数女真人书面交流的常用工具。)这里自然就出现了值得警觉的问题:在早期满文文本中出现一个蒙文词语,并不能证明这个词的词意借用自蒙文;蒙古文字的声誉非常之好,足以让满族人用蒙文中的同义词称呼本民族创立的一些机构和制度。同样,许多真正借用自蒙语的词是其“翻译”词,比如把颜色和动物名结合起来以计时的方法,或蒙古人把官员明确区分为两类的风俗:大臣(蒙语为sayid,满语为amban)和官员(蒙语为t simel,满语为hafan)。 15―17世纪的蒙古人与早期满族国家发展历程之间的关系,非常像12―13世纪的突厥人与早期蒙古人的关系:他们都是大量先进文化的传播者,其中一些是披着异族外衣的中国文化。 在16世纪和17世纪(及更早以前),早期满族人与蒙古人之间存在其他许多惊人的相似之处,这也许是前者借鉴后者的结果,也许是源于蒙古人和满族人拥有类似的生活方式。试将其中一些共同特点列举如下:满族人和蒙古人(特别是元代以前的蒙古人)都信仰智慧天,智慧天授予他们的统治者以统治之权,他们的统治者则向智慧天负责。满族人和蒙古人都以向天(或天与地)庄严宣誓的方法缔结政治同盟,宣誓时常常伴之以宗教祭祀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仪式。满族人和蒙古人都认为,参加部落的正式狩猎活动和参加军队,是在一个统一的组织中必不可少的统一行动,他们都把军民视为一体。对满族人和蒙古人来说,所有王公大臣参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商讨立皇帝或发动战争一类极其重大的决策――是一个必不可少的政治机构。 满族所有制度中最著名的是八旗制度。八旗是政治军事一体化的组织,其完整建制为:每个g sa(固山)7500人,g sa之下依次为jalan(甲喇,每个jalan1500人)、niuru(牛录,每个niuru300人)。八旗制度似乎是几个不同制度的综合体,那些制度最初是没有人数定制的。八旗制度发展成为满族用于管理和动员的工具之后,也被运用到了归顺满族统治者的所有蒙古人中。无论从语言上还是从其他方面来讲,满族的旗(g sa)都不能被解释为是从蒙古人那里借用的,试图把它的来源归于明朝的指挥体系(卫所)的做法也是不令人满意的。不过,满族人和蒙古人都认为,蒙古的盟旗(qosi un)制度――把部落(oto )视为军队――实际上与满族的八旗制度是相同的,因为在整个满洲时代,在所有满文和蒙文文本中,这两个字词是互译的。不同的蒙古部落归顺满洲当局时抱持的想法是千差万别的,但是,无论他们的归顺是何时和怎样完成的,建立八旗制度以管理他们似乎都没有任何困难,而且蒙古人似乎从未因此项制度而对满族人的控制产生不满。 相关阅读:

满族人加之于蒙古人的不是一个完全陌生的外来制度,而是与蒙古的传统制度非常相似的一个制度,因为它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蒙古人自己创造出来,再由一个拥有与他们基本相同的政治语言和许多共同的风俗习惯的民族补充完成的。在努尔哈赤的满洲或在努尔哈赤逝世后演变了两百年的蒙古管理机制中,中国的直接影响都是存在的。但是,中国因素对1691年前满族处理蒙古问题的方法几乎没有产生过影响――到1619年,绝大多数蒙古人都归顺了满族皇帝。 文献概观 关于最早的满蒙关系(1644年之前),最重要的资料是《满文老档》,时间涵盖1607―1636年;此书由神田信夫和其他人翻译成日文出版,书名为《满文老档:加圈点字档》(7卷,东京:东洋文库,1955―1964年)。这部档案资料可由保存下来的各种实录(如《满洲实录》)作为补充。 关于1644―1800年间的满蒙关系,最珍贵的档案集是官方出版的两部大书:《亲征平定朔漠方略》(40卷),时间涵盖康熙初年至1691年外蒙古的喀尔喀部归顺清朝;《平定准噶尔方略》(3编,173卷),涵盖卫拉特战争时期。另外,《大清历朝实录》(4485卷)也是关于这一时期历史新知网的重要史料。 关于管理和法律,各种版本的《大清会典》(1690、1732、1764、1818、1899年)是重要的基础史料;更为珍贵的是《大清会典则例》(1764年)和《大清会典事例》(1818、1899年)。有用的补充材料是清代掌管蒙古事务的理藩院出版的《理藩院则例》(1789、1817、1826、1841和1908年)。实际上,第一个版本在1789年之前很长时间就以《蒙古律例》为书名广泛出版和流传了。这些律例的蒙文和满文版也出版了,蒙文版《理藩院则例》( ada aduMong ol-unt?r?-yijasaquyabudal-unyamun-uqaulij il- nbiig)对确定正确的词汇有很大的价值。要追寻蒙古贵族在清代的谱系,另外一部官修书籍是很有用处的,即《外藩蒙古回部王公表传》(还有它的蒙文版 ada aduMong olQotongayima -unwangg ng- d-uniledkelastir)。这是一部谱系著作,有好几个版本。 就蒙古方面而言,两部律例有助于我们了解北部和西北蒙古人在归顺满族人之前和归顺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的情况:(1)1640年的卫拉特―蒙古法典《三旗大法典》及其补充史料――K.F.戈尔斯通斯基编译的俄文版《1640年卫拉特―蒙古法典》(圣彼得堡,1880年);(2)1709年的《喀尔喀法典》及其补充材料――C.纳顺巴拉珠尔编的《喀尔喀法典》(历史新知网巨著丛书,第2辑,第1部;乌兰巴托,1963年),由策?扎姆察莱诺翻译的俄文本《喀尔喀法典》也已出版(蒙古研究丛书,第1辑,第1部;乌兰巴托,1959年)。 未出版的清代蒙古档案可在世界各地的档案集中找到。比较重要的有:(1)由列宁格勒的远东研究所收藏、由L.S.普奇科夫斯基编目的《东方学研究所所藏蒙古、布里亚特蒙古和卫拉特手稿与刻本目录》第1卷《法律史》(莫斯科―列宁格勒,1957年),特别是第171―220页;(2)由马尔堡的西德图书馆和德国其他图书馆收藏、由瓦尔特?海西希和克劳斯?萨加斯特编目的《蒙文手稿、旧版书和地图》(《德国收藏东方手稿目录》第1卷,威斯巴登:弗朗茨?施泰讷,1961年),第290―313、337―446页;(3)位于哥本哈根的丹麦皇家图书馆的蒙文文献目录不久将由瓦尔特?海西希出版;(4)入选东京东洋文库,由尼克拉斯?波普、郝理庵和冈田英宏编目的《东洋文库满蒙文献目录》(东京―西雅图:东洋文库和华盛顿大学出版社,1964年),特别是第183―188、232―260页(满文档案尤其重要);(5)位于乌兰巴托的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央档案馆、蒙古人民共和国科学院历史新知网委员会、国家图书馆等三个单位无疑收藏有最大数量的有关清代蒙古事务的满文和蒙文档案。蒙文档案没有目录索引,但出版了一些档案选编,例如,O.西米德:《青衮杂卜(1756―1758年)领导的北蒙古独立斗争:原始档案选编》(乌兰巴托,1963年);S.纳楚克道尔吉和C.纳顺巴拉珠尔编:《四盟均税政策档案》(历史新知网巨著丛书,第3辑,第2部,乌兰巴托,1962年)。利用这些蒙文档案撰写的一批专著已经出版:M.桑斋多尔吉:《18世纪中国人的借贷贸易在喀尔喀的经营和繁荣》(乌兰巴托,1963年);C.纳顺巴拉珠尔:《北蒙古对满族清王朝承担的责任和义务,1691―1911》(乌兰巴托,1964年)。国家图书馆的满文档案已由L.米西奇编制了很好的目录索引:《国家图书馆满文书籍部满文书籍目录》(蒙古研究丛书,第1辑,第29部,乌兰巴托,1959年)。当然,在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尚有大量关于蒙古事务的汉文、满文和蒙文档案,但我们对这些档案的情况一无所知。 17―19世纪的蒙古编年史常常可当作确凿的证据加以使用,特别是早期的编年史,它代表着与其他汉文和满文史料不同的传统。瓦尔特?海西希在《蒙古的家族和基督教会发展史》(2卷,威斯巴登:哈拉索维茨,1959、1965年)一书中对这些编年史做了很好的概述。 19世纪的两部珍贵的中国二手史料应该在此提及: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22卷),是一部清代蒙古人编年史;张穆:《蒙古游牧记》(16卷),是一部分析大清帝国蒙古人口分布情况的著作。 研究清代蒙古人的大部头专著只有一部:田山茂:《清代蒙古社会结构》(东京:文京书院,1954年)。这既是一部很有价值的专著,又是帮助我们了解日本学者关于这个课题的无数研究成果的指南。 相关阅读:

北京301医院nk细胞怎么样

301医院肿瘤免疫疗法

北京胃癌权威医院

301医院间充质干细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