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财政政策仍需积极货币政策应转向稳健-【资讯】

发布时间：2021-07-15 12:41:59 阅读：次来源：快递袋厂家

11月11日公布的中国经济宏观数据,再次印证本年度GDP“保八”已无悬念。

但固定资产高位盘整,CPI、PPI环比呈现上升势头。当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前10月本外币各项贷款增加9.71万亿元,同比多增5.89万亿元,而M2增速达到29.4%,比上月高0.1%;M1增速进一步提升2.5%至32%,与M2的剪刀差继续扩大。这些无不令“通胀预期”再次强烈。

中国只是全球主要经济体当下的一个缩影,在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政府纷纷成为凯恩斯主义的“学徒”,但随着复苏绿苗成长为小树,诸多非常规刺激政策何时退出、如何退出,成为了一份更难回答的试卷。对“通胀预期”的管理,则是他们首先要面对的必答题。

而当日在北京出席“2009诺贝尔奖获得者北京论坛”的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却对“通胀”威胁看得淡然,在接受本报记者在内的媒体采访时,他明确表示,在当前无论对中国还是世界经济而言,更重要的仍是比较严重的产能过剩,“由于此影响,担心的问题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长期看,他认为既能避免通胀风险,又能恢复经济快速增长的办法在于,找到一系列能够提高经济发展效率,提升经济发展潜力的可持续项目,保证投资项目的质量。

这位致力于以中国发展经验帮助全球发展中国家实现“后发优势”的学者,履新近一年,但他始终保持着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关注。

他为下一步中国政府的宏观调控支了一招。“明年积极财政政策还有必要维持,但货币政策可以稍微稳健一点。”

对当下最热门的“调结构”,他更是跳出了单纯产业结构的狭隘视野。“要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具体而言,便是建立更多地区性中小银行,加强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支持,真正促就业,提升中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实现收入分配结构的平衡。

超越凯恩斯主义

《21世纪》:危机以来,各国都采取了扩张性的刺激政策,现在各国对于这些政策退出的时机意见不一。你如何看？

林毅夫:与之前比起来,目前全球经济是在复苏,但复苏基础还是不稳,主要表现在过剩产能还比较严重,失业率还在攀升,过剩产能严重意味着私营部门的机会就比较小。

不久前G20也一致强调,不能过早提出退出机制。凯恩斯主义指导下的积极财政政策在当前是必要的,但应该超越凯恩斯主义,在全球产能过剩的状况下,积极财政政策需要寻找能够提高增长潜力、消除瓶颈的投资项目。

《21世纪》:因为以美联储为首的全球央行大量注入流动性,市场普遍担心世界经济未来将面临严重通胀。近期,中国政府也提出,要注意对通胀预期的管理。通胀会来么？

林毅夫:我认为当前对于世界经济来讲,主要的挑战还是在产能过剩。产能过剩带来的影响是通货紧缩,而不是通货膨胀。

至于通胀,我个人的看法是,积极财政政策带来的投资会不会造成通胀,取决于投资项目是往哪个方向投,是不是投资了高质量的项目。

如投资项目不能提高生产率,将来政府要还债有两种可能。一是提高税收,一是用通胀解决,一般讲提高税收不容易,普遍方法是使用通胀的方式,因此就有了对通胀的担心。但如投资项目提高生产率,并有利于经济可持续发展,政府税收就会增加以弥补刺激政策的投入,该状况下不见得会通胀。

中国的经验也证明这一点。在1998年金融危机时我们也面临类似的情形。政府当初使用的也是积极财政政策,到了2002年我们走出通货紧缩,2003年以后经济进入快速增长阶段。从2003年到2007年,连续五年经济增长速度保持在两位数。而过去只要经济增长保持两位数,通胀一定是两位数的,甚至有时候到了20%-30%以上。但中国连续五年超10%的增长,其间的通胀率一直都在8%以下,很低。

根据这种经验,应该超越凯恩斯主义。即一定要用积极财政政策来刺激短期投资需求,防止经济大幅下滑,但具体对象必须是能够提高经济增长潜力的投资项目。

当前,在发达国家,这种机会比如说像绿色经济、环保等相关项目已经比较少;但发展中国家有很多机会,因为几乎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都严重不足,在这些基础设施的建设中,会有很多环保和绿色经济的投资机会。

这样的项目是一石二鸟,短期讲可以创造需求,从中长期来讲还带来经济增长的潜力。同时这也是缩小发展中国家跟发达国家差距的很好方式。

调金融结构、分配结构

《21世纪》:除了防控通胀预期,“调结构”也是未来政策着力点。这方面主要需做些什么？

林毅夫:总的来说,和调整结构直接相关的是,怎样提高我们的技术水平,如何增加我们的产品附加值,走向低碳经济之路。

此外,我还想强调一下,讲到“调结构”,国内说得比较多的是产业结构,我觉得结构的含义还包括企业的规模结构,这里面一定是包括大、中、小型企业。中小企业是提供就业的主体,并且通常在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中,也是现阶段中国发展的比较优势所在。改革开放30年来,民营企业、中小企业的发展是很快,但总体看还是相对滞后,需要高度关注。

关注这个结构有几个意义。一方面,是缩小收入差距的途径。应该说收入分配越来越不均衡,是改革开放取得巨大成就过程中出现的一个主要矛盾,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使其收入增速快于高收入者。

但相对收入比较低的人赚钱主要靠劳动力,相对收入高者赚钱是靠资本。如果中小企业能够大规模发展,在带动产业整体可持续发展的同时,也必然提供更好的就业机会,那么低收入者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

同时,因为这种企业所在行业是中国在全球最有竞争力的行业,这些企业发展了,我们的经济剩余就会更多,投资回报会更高,资本增长会更快,从而形成民间资本从相对短缺变成相对富裕,劳动力从相对富裕变得相对短缺的状态,这种状况之下,工资水平会更高。

结构调整还要包括金融机构的结构。这个体制目前还是以大银行为主,一定要把增加对中小企业和农户的融资力度提到议事日程上。2006年第三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已把调整金融机构提到议事日程,也迈出了一步,但步伐有必要走得快一点。

据说现在要求大银行增设中小企业部,但在1990年代,四大国有银行就有中小企业贷款部,但效果不是很好。所以,在两条腿走路的状况下,还是要加快地区性银行发展。通过金融机构的调整,促进企业结构的调整,从而收入分配结构就能调整。

《21世纪》:你对未来中国宏观调控政策还有哪些建议？

林毅夫:现在经济增速比较快,但目前产能过剩情况在国内还是国际都还存在,所以现在政策不能马上退出,否则需求马上不足,失业马上增加。

下一个阶段,我个人主张积极财政政策继续,货币政策可以转向稍微稳健一点。积极财政政策杠杆效率之所以非常大,是因为信贷非常宽松,带来的一个负面效果就是不少钱可能流到股市和房市,产生一些泡沫。每次经济危机的一个重要创造机制就是泡沫的产生和破灭,对这一点需要高度关注。